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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發布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 劍指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

  

                                                   最高檢發布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

                                                  劍指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

                                           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檢察建議推動校園安全建設

  

     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發布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對檢察機關辦理性侵、虐待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進行辦案指導。該批指導案例分別是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駱某猥褻兒童案以及于某虐待案。

  在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中,被告人齊某利用其擔任班主任的特殊身份,多次強奸2名幼女、猥褻多名幼女,該案經最高檢抗訴,最高檢檢察長列席最高法審委會發表意見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該指導案例對各地檢察院依法準確把握性侵未成人犯罪案件證據審查判斷標準和適用奸淫幼女“情節惡劣”“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等法律規定提出明確指導意見。在駱某猥褻兒童案中,被告人駱某以虛假身份在QQ聊天中對13歲女童小羽進行威脅恐嚇,迫使其自拍裸體圖片傳送給其觀看。辦理該案過程中,審判機關采納了檢察機關抗訴意見,認定駱某已構成猥褻兒童罪(既遂),依法應當從重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該指導案例進一步明確了通過網絡通訊工具,實施非直接身體接觸的猥褻行為與實際接觸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可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既遂)。同時,在辦案中應當及時固定電子數據,全面收集客觀證據。在于某虐待案中,被害人小田長期、多次被繼母于某毆打,身體損傷程度達到輕微傷等級。檢察機關以虐待罪對其提起公訴。審判階段,法院認為公訴人指控的罪名成立,出示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提出的量刑建議適當,予以采納,當庭對被告人于某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于某犯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該指導案例一是明確了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屬于自訴案件中“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的情形,檢察機關應及時提起公訴。二是指出結合犯罪情節,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建議時,可有針對性地向法院提出適用禁止令的建議。三是強調對于不適宜繼續擔任撫養人的,檢察機關可建議、支持相關單位和個人提起變更撫養權,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此案的辦理,進一步彰顯了檢察機關注重綜合運用刑事、民事檢察等手段,最大限度實現對未成年人的全面綜合司法保護。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介紹說,近年來,性侵、虐待兒童的惡性案件屢屢發生,嚴重侵害未成年權益,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和諧穩定,此類犯罪必須予以堅決嚴懲。最高檢將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等三起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案件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一方面展現了檢察機關加強未成年權益保護的堅決態度,另一方面旨在通過指導案例明確未成年人權益保護中的法律適用疑難問題,統一認識,準確適用法律,提升辦案質效。此次發布的指導案例與以往不同的是,隱去了案件當事人個人信息、案發地點、辦案單位等可能使被害人身邊的人推斷出其身份信息的資料和涉及性侵害的細節等內容,這也是為進一步保護未成年被害人的名譽權、隱私權,避免造成二次傷害。

  除了通過下發指導案例促進各級檢察機關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提高執法辦案水平之外,各級檢察院還通過適時發送檢察建議的方式,進一步推動校園安全建設,預防侵害未成年人身權利特別是性侵、虐待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日前,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書》,建議有針對性地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幼兒園兒童和中小學學生的制度機制,加強對校園預防性侵害相關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依法嚴肅處理有關違法違紀人員。該檢察建議得到了教育部高度重視。

  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檢察建議后,各省級檢察院也將該份檢察建議書抄送本省教育主管部門及主管省(區、市)領導,同時報送了本省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情況。多個檢察院很快收到了該省(區、市)領導重要批示及教育部門的落實反饋意見。11月9日,貴州省政府有關負責人收到檢察建議后明確表示,要加大工作力度,確保該省幼兒園、中小學校校園安全。該省教育廳負責人也明確表示,將以此次檢察建議的辦理為契機,從提高認識、建章立制、強化人防技防等綜合防控、強化師德師風教育、嚴格責任追究和加強警示教育等方面全力抓好校園安全管理。11月6日,四川省政府有關負責人明確指示該省教育廳認真落實好最高檢的檢察建議,全面排查校園安全存在的問題,主動對接公檢法等部門,嚴格執行法律制度,壓緊壓實安全責任,確保校園安全穩定。重慶市委、市政府也表示要對侵害學生的教職工員工從嚴處理、堅決清除,加強市教委和檢察院信息溝通與合作,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

  最高檢有關負責人表示,未成年人司法保護之路任重道遠,檢察機關將立足監督職責,繼續與社會各界攜手,不斷加大懲治和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力度,努力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全力呵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

  經201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三屆檢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決定,現將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等三件指導性案例(檢例第42-44號)作為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發布,供參照適用。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18年11月9日

  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 

  (檢例第42號)

  【關鍵詞】

  強奸罪?猥褻兒童罪?情節惡劣?公共場所當眾

  【基本案情】

  被告人齊某,男,1969年1月出生,原系某縣某小學班主任。

  2011年夏天至2012年10月,被告人齊某在擔任班主任期間,利用午休、晚自習及宿舍查寢等機會,在學校辦公室、教室、洗澡堂、男生宿舍等處多次對被害女童A(10歲)、B(10歲)實施奸淫、猥褻,并以帶A女童外出看病為由,將其帶回家中強奸。齊某還在女生集體宿舍等地多次猥褻被害女童C(11歲)、D(11歲)、E(10歲),猥褻被害女童F(11歲)、G(11歲)各一次。

  【要旨】

  1.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陳述穩定自然,對于細節的描述符合正常記憶認知、表達能力,被告人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結合生活經驗對全案證據進行審查,能夠形成完整證明體系的,可以認定案件事實。

  2.奸淫幼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規定的從嚴處罰情節,社會危害性與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二至四項規定的情形相當的,可以認定為該款第一項規定的“情節惡劣”。

  3.行為人在教室、集體宿舍等場所實施猥褻行為,只要當時有多人在場,即使在場人員未實際看到,也應當認定犯罪行為是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

  【指控與證明犯罪】

  (一)提起公訴及原審判決情況

  2013年4月14日,某市人民檢察院以齊某犯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對其提起公訴。5月9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本案。9月23日,該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齊某犯強奸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被告人未上訴,判決生效后,報某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核。

  2013年12月24日,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以原判認定部分事實不清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2014年11月13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重新審理,作出判決,認定齊某犯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齊某不服提出上訴。

  2016年1月20日,某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作出終審判決,認定齊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二)提起審判監督程序及再審改判情況

  某省人民檢察院認為該案終審判決確有錯誤,提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該案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應予糾正。2017年3月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

  2017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本案,最高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出席法庭,辯護人出庭為原審被告人進行辯護。

  法庭調查階段,針對原審被告人不認罪的情況,檢察員著重就齊某辯解與在案證據是否存在矛盾,以及有無其他證據或線索支持其辯解進行發問和舉證,重點核實以下問題:案發前齊某與被害人及其家長關系如何,是否到女生宿舍查寢,是否多次單獨將女生叫出教室,是否帶女生回家過夜。齊某當庭供述與被害人及其家長沒有矛盾,承認曾到女生宿舍查寢,為女生揉肚子,單獨將女生叫出教室問話,帶女生外出看病以及回家過夜。通過當庭訊問,進一步印證了被害人陳述細節的真實性、客觀性。

  法庭辯論階段,檢察員發表出庭意見:

  首先,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猥褻兒童罪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1.各被害人及其家長和齊某在案發前沒有矛盾。報案及時,無其他介入因素,可以排除誣告的可能。2.各被害人陳述內容自然合理,可信度高,且有同學的證言予以印證。被害人對于細節的描述符合正常記憶認知、表達能力,如齊某實施性侵害的大致時間、地點、方式、次數等內容基本一致。因被害人年幼、報案及作證距案發時間較長等客觀情況,具體表達存在不盡一致之處,完全正常。3.各被害人陳述的基本事實得到本案其他證據印證,如齊某臥室勘驗筆錄、被害人辨認現場的筆錄、現場照片、被害人生理狀況診斷證明等。

  其次,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情節惡劣,且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某省高級人民法院判決對此不予認定,屬于適用法律錯誤,導致量刑畸輕。1.齊某奸淫幼女“情節惡劣”。齊某利用教師身份,多次強奸二名幼女,犯罪時間跨度長。本案發生在校園內,對被害人及其家人傷害非常大,對其他學生造成了恐懼。齊某的行為具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5條規定的多項“更要依法從嚴懲處”的情節,綜合評判應認定為“情節惡劣”,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2.本案中齊某的行為屬于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公共場所系供社會上多數人從事工作、學習、文化、娛樂、體育、社交、參觀、旅游和滿足部分生活需求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場所及其設施的總稱,具備由多數人進出、使用的特征。基于對未成年人保護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3條明確將“校園”這種除師生外,其他人不能隨便進出的場所認定為公共場所。司法實踐中也已將教室這種相對封閉的場所認定為公共場所。本案中女生宿舍是20多人的集體宿舍,和教室一樣屬于校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相對涉眾性、公開性,應當是公共場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3條規定,在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猥褻犯罪,“只要有其他多人在場,不論在場人員是否實際看到”,均可認定為當眾猥褻。本案中齊某在熄燈后進入女生集體宿舍,當時就寢人數較多,床鋪之間沒有遮擋,其猥褻行為易被同寢他人所感知,符合上述規定“當眾”的要求。

  原審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堅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辯護意見,理由是:一是認定犯罪的直接證據只有被害人陳述,齊某始終不認罪,其他證人證言均是傳來證據,沒有物證,證據鏈條不完整。二是被害人陳述前后有矛盾,不一致。且其中一個被害人在第一次陳述中只講到被猥褻,第二次又講到被強奸,前后有重大矛盾。

  針對辯護意見,檢察員答辯:一是被害人陳述的一些細節,如強奸的地點、姿勢等,結合被害人年齡及認知能力,不親身經歷,難以編造。二是齊某性侵次數多、時間跨度長,被害人年齡小,前后陳述有些細節上的差異和模糊是正常的,恰恰符合被害人的記憶特征。且被害人對基本事實和情節的描述是穩定的。有的被害人雖然在第一次詢問時沒有陳述被強奸,但在此后對沒有陳述的原因做了解釋,即當時學校老師在場,不敢講。這一理由符合孩子的心理。三是被害人同學證言雖然是傳來證據,但其是在犯罪發生之后即得知有關情況,因此證明力較強。四是齊某及其辯護人對其辯解沒有提供任何證據或者線索的支持。

  201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審判委員會會議審議本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列席會議并發表意見:一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書認定的齊某犯罪事實、情節符合客觀實際。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客觀證據、直接證據少,被告人往往不認罪等特點。本案中,被害人家長與原審被告人之前不存在矛盾,案發過程自然。被害人陳述及同學證言符合案發實際和兒童心理,證明力強。綜合全案證據看,足以排除合理懷疑,能夠認定原審被告人強奸、猥褻兒童的犯罪事實。二是原審被告人在女生宿舍猥褻兒童的犯罪行為屬于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考慮本案具體情節,原審被告人猥褻兒童的犯罪行為應當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三是某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確有錯誤,依法應當改判。

  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指導意義】

  (一)準確把握性侵未成人犯罪案件證據審查判斷標準

  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證據的審查,要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按照有別于成年人的標準予以判斷。審查言詞證據,要結合全案情況予以分析。根據經驗和常識,未成年人的陳述合乎情理、邏輯,對細節的描述符合其認知和表達能力,且有其他證據予以印證,被告人的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結合雙方關系不存在誣告可能的,應當采納未成年人的陳述。

  (二)準確適用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規定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規定,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5條規定了針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更要依法從嚴懲處”的七種情形。實踐中,奸淫幼女具有從嚴懲處情形,社會危害性與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二至四項相當的,可以認為屬于該款第一項規定的“情節惡劣”。例如,該款第二項規定的“奸淫幼女多人”,一般是指奸淫幼女三人以上。本案中,被告人具備教師的特殊身份,奸淫二名幼女,且分別奸淫多次,其危害性并不低于奸淫幼女三人的行為,據此可以認定符合“情節惡劣”的規定。

  (三)準確適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規定

  刑法對“公共場所當眾”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從重處罰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3條規定了在“校園、游泳館、兒童游樂場等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可以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適用這一規定,是否屬于“當眾”實施犯罪至為關鍵。對在規定列舉之外的場所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場所具有相對公開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場,有被他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判決表明:學校中的教室、集體宿舍、公共廁所、集體洗澡間等,是不特定未成年人活動的場所,在這些場所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應當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第237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5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條、第23條、第25條

  駱某猥褻兒童案

  (檢例第43號)

  【關鍵詞】

  猥褻兒童罪?網絡猥褻?犯罪既遂

  【基本案情】

  被告人駱某,男,1993年7月出生,無業。

  2017年1月,被告人駱某使用化名,通過QQ軟件將13歲女童小羽加為好友。聊天中得知小羽系初二學生后,駱某仍通過言語恐嚇,向其索要裸照。在被害人拒絕并在QQ好友中將其刪除后,駱某又通過小羽的校友周某對其施加壓力,再次將小羽加為好友。同時駱某還虛構“李某”的身份,注冊另一QQ號并添加小羽為好友。之后,駱某利用“李某”的身份在QQ聊天中對小羽進行威脅恐嚇,同時利用周某繼續施壓。小羽被迫按照要求自拍裸照十張,通過QQ軟件傳送給駱某觀看。后駱某又以在網絡上公布小羽裸照相威脅,要求與其見面并在賓館開房,企圖實施猥褻行為。因小羽向公安機關報案,駱某在依約前往賓館途中被抓獲。

  【要旨】

  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裸體、敏感部位照片、視頻等供其觀看,嚴重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構成猥褻兒童罪。

  【指控與證明犯罪】

  (一)提起、支持公訴和一審判決情況

  2017年6月5日,某市某區人民檢察院以駱某犯猥褻兒童罪對其提起公訴。7月20日,該區人民法院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本案。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出示了指控犯罪的證據: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及被告人供述,證明駱某對小羽實施了威脅恐嚇,強迫其自拍裸照的行為;QQ聊天記錄截圖、小羽自拍裸體照片、身份信息等,證明駱某明知小羽系兒童及強迫其拍攝裸照的事實等。

  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被告人駱某為滿足性刺激,通過網絡對不滿14周歲的女童進行威脅恐嚇,強迫被害人按照要求的動作、姿勢拍攝裸照供其觀看,并以公布裸照相威脅欲進一步實施猥褻,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猥褻兒童罪對其定罪處罰。

  辯護人對指控的罪名無異議,但提出以下辯護意見:一是認定被告人明知被害人未滿14周歲的證據不足。二是認定被告人利用小羽的校友周某對小羽施壓、威脅并獲取裸照的證據不足。三是被告人猥褻兒童的行為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四是被告人歸案后如實供述,認罪態度較好,可酌情從輕處罰。

  針對辯護意見,公訴人答辯:一是被告人駱某供述在QQ聊天中已知小羽系初二學生,可能不滿14周歲,看過其生活照、小視頻,了解其身體發育狀況,通過周某了解過小羽的基本信息,證明被告人駱某應當知道小羽系未滿14周歲的幼女。二是證人周某二次證言均證實其被迫幫助駱某威脅小羽,能夠與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證,同時有相關聊天記錄等予以印證,足以認定被告人駱某通過周某對小羽施壓、威脅的事實。三是被告人駱某前后實施兩類猥褻兒童的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1.駱某強迫小羽自拍裸照通過網絡傳輸供其觀看。該行為雖未直接接觸被害人,但實質上已使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受到嚴重侵害。駱某已獲得裸照并觀看,應認定為犯罪既遂。2.駱某利用公開裸照威脅小羽,要求與其見面在賓館開房,并供述意欲實施猥褻行為。因小羽報案,該猥褻行為未及實施,應認定為犯罪未遂。

  一審判決情況:法庭經審理,認定被告人駱某強迫被害女童拍攝裸照,并通過QQ軟件獲得裸照的行為不構成猥褻兒童罪。但被告人駱某以公開裸照相威脅,要求與被害女童見面,準備對其實施猥褻,因被害人報案未能得逞,該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系犯罪未遂。2017年8月14日,某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駱某犯猥褻兒童罪(未遂),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二)抗訴及終審判決情況

  一審宣判后,某區人民檢察院認為,一審判決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上均存在錯誤,并導致量刑偏輕。被告人駱某利用網絡強迫兒童拍攝裸照并觀看的行為構成猥褻兒童罪,且犯罪形態為犯罪既遂。2017年8月18日,該院向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某市人民檢察院經依法審查,支持某區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意見。

  2017年11月15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本案。某市人民檢察院指派檢察員出庭支持抗訴。檢察員認為:1.關于本案的定性。一審判決認定駱某強迫被害人拍攝裸照并傳輸觀看的行為不是猥褻行為,系對猥褻兒童罪犯罪本質的錯誤理解。一審判決未從猥褻兒童罪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實質要件進行判斷,導致法律適用錯誤。2.關于本案的犯罪形態。駱某獲得并觀看了兒童裸照,猥褻行為已經實施終了,應認定為犯罪既遂。3.關于本案量刑情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5條的規定,采取脅迫手段猥褻兒童的,依法從嚴懲處。一審判決除法律適用錯誤外,還遺漏了應當從重處罰的情節,導致量刑偏輕。

  原審被告人駱某的辯護人認為,駱某與被害人沒有身體接觸,該行為不構成猥褻兒童罪。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不能成立,請求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人駱某以尋求性刺激為目的,通過網絡聊天對不滿14周歲的女童進行言語威脅,強迫被害人按照要求自拍裸照供其觀看,已構成猥褻兒童罪(既遂),依法應當從重處罰。對于市人民檢察院的抗訴意見,予以采納。2017年12月11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審被告人駱某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指導意義】

  猥褻兒童罪是指以淫穢下流的手段猥褻不滿14周歲兒童的行為。刑法沒有對猥褻兒童的具體方式作出列舉,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判斷和認定。實踐中,只要行為人主觀上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客觀上實施了猥褻兒童的行為,侵害了特定兒童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的,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

  網絡環境下,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雖未直接與被害兒童進行身體接觸,但是通過QQ、微信等網絡軟件,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傳送暴露身體的不雅照片、視頻,行為人通過畫面看到被害兒童裸體、敏感部位的,是對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嚴重侵害,與實際接觸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

  檢察機關辦理利用網絡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的案件,要及時固定電子數據,證明行為人出于滿足性刺激的目的,利用網絡,采取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被害人拍攝、傳送暴露身體的不雅照片、視頻供其觀看的事實。要準確把握猥褻兒童罪的本質特征,全面收集客觀證據,證明行為人通過網絡不接觸被害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與直接接觸被害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相同的性質和社會危害性。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7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條、第19條、第25條

  于某虐待案

  (檢例第44號)

  【關鍵詞】

  虐待罪?告訴能力?支持變更撫養權

  【基本案情】

  被告人于某,女,1986年5月出生,無業。

  2016年9月以來,因父母離婚,父親丁某常年在外地工作,被害人小田(女,11歲)一直與繼母于某共同生活。于某以小田學習及生活習慣有問題為由,長期、多次對其實施毆打。2017年11月21日,于某又因小田咬手指甲等問題,用衣服撐、撓癢工具等對其實施毆打,致小田離家出走。小田被爺爺找回后,經鑒定,其頭部、四肢等多處軟組織挫傷,身體損傷程度達到輕微傷等級。

  【要旨】

  1.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因年幼無法行使告訴權利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三款規定的“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的情形,應當按照公訴案件處理,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并可以依法提出適用禁止令的建議。

  2.撫養人對未成年人未盡撫養義務,實施虐待或者其他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不適宜繼續擔任撫養人的,檢察機關可以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監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變更撫養權訴訟。

  【指控與證明犯罪】

  2017年11月22日,網絡披露11歲女童小田被繼母虐待的信息,引起輿論關注。某市某區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的檢察人員得知信息后,會同公安機關和心理咨詢機構的人員對被害人小田進行詢問和心理疏導。通過調查發現,其繼母于某存在長期、多次毆打小田的行為,涉嫌虐待罪。本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沒有向人民法院告訴的能力,也沒有近親屬代為告訴。檢察機關建議公安機關對于某以涉嫌虐待罪立案偵查。11月24日,公安機關作出立案決定。次日,犯罪嫌疑人于某投案自首。2018年4月26日,公安機關以于某涉嫌虐待罪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

  審查起訴階段,某區人民檢察院依法訊問了犯罪嫌疑人,聽取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見,核實了案件事實與證據。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犯罪嫌疑人供述與被害人陳述能夠相互印證,并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證言證實,能夠證明于某長期、多次對被害人進行毆打,致被害人輕微傷,屬于情節惡劣,其行為涉嫌構成虐待罪。

  2018年5月16日,某區人民檢察院以于某犯虐待罪對其提起公訴。5月31日,該區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開庭審理本案。

  法庭調查階段,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于某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應當以虐待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無異議。

  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發表公訴意見:被告人于某虐待未成年家庭成員,情節惡劣,其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虐待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被告人于某案發后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系自首,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綜合法定、酌定情節,建議在有期徒刑六個月至八個月之間量刑。考慮到被告人可能被宣告緩刑,公訴人向法庭提出應適用禁止令,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

  最后陳述階段,于某表示對檢察機關指控的事實和證據無異議,并當庭認罪。

  法庭經審理,認為公訴人指控的罪名成立,出示的證據能夠相互印證,提出的量刑建議適當,予以采納。當庭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于某犯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一審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訴,判決已生效。

  【支持提起變更撫養權訴訟】

  某市某區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本案中發現,2015年9月,小田的親生父母因感情不和協議離婚,約定其隨父親生活。小田的父親丁某于2015年12月再婚。丁某長期在外地工作,沒有能力親自撫養被害人。檢察人員征求小田生母武某的意見,武某愿意撫養小田。檢察人員支持武某到人民法院起訴變更撫養權。2018年1月15日,小田生母武某向某市某區人民法院提出變更撫養權訴訟。法庭經過調解,裁定變更小田的撫養權,改由生母武某撫養,生父丁某給付撫養費至其獨立生活為止。

  【指導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告訴的才處理,但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虐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往往沒有能力告訴,應按照公訴案件處理,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維護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權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禁止令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七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對可能宣告緩刑的被告人,可以建議禁止其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成員虐待的案件,結合犯罪情節,檢察機關可以在提出量刑建議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向人民法院提出適用禁止令的建議,禁止被告人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督促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內認真改造。

  夫妻離婚后,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盡撫養義務,對未成年人實施虐待或者其他嚴重侵害合法權益的行為,不適宜繼續擔任撫養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監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變更撫養權訴訟,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72條、第260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0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條、第14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第9條、第17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禁止令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第7條

  

  統一執法標準 依法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最高檢檢委會委員、未檢辦主任鄭新儉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答記者問

  發布時間:2018年11月18日

  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了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涉及的三個案例均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記者就此專門采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委員、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辦公室主任鄭新儉。鄭新儉主任進一步介紹了最高檢下發這批指導性案例的背景、主要內容和意義。

  問:我們得知,近期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了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三個案例分別是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駱某猥褻兒童案,于某虐待案,都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請您介紹一下最高檢為什么要專門下發一批這樣的指導性案例?

  答: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七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各業務部門可以開展與其業務工作有關的備選指導性案例的收集、審查和推薦工作。按照最高檢領導的安排,2018年7月,我們從全國檢察機關辦理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選擇了這批案例,并向最高檢法律政策研究室推薦作為指導性案例下發,以強化對辦理此類案件的指導,后經過法律政策研究室審查和最高檢案例指導工作委員會研究,經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三屆檢察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審議決定,下發了這三個指導性案例。

  一是為了指導各地檢察機關依法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權利保護是當前社會各界關注的重要問題。近年來,性侵害、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屢屢發生,嚴重侵害未成年權利,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和諧穩定,必須堅決予以嚴懲。這批指導性案例均從不同角度,展示了檢察機關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未成年人權利的指導思想。如齊某強奸、猥褻兒童案,齊某利用其擔任小學班主任的工作便利,多次強奸、猥褻多名幼女,情節非常惡劣,給未成年被害人造成嚴重傷害。又如駱某猥褻兒童案,駱某通過網絡猥褻未成年人,雖未直接與被害人進行身體接觸,但同樣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對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行為,都必須堅決予以嚴懲。下發此批指導性案例,就是為了加強對此類案件辦理工作的指導,加大打擊力度,堅決以法治利劍斬斷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

  二是加強對未成年人權利保護案件辦理工作的指導,正確解決相關疑難問題,統一法律適用標準。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法律適用、證據把握上有其特殊性,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當前,各地辦理這一類案件,在證據標準和法律適用上存在握不一致、不準確的問題,影響了依法從嚴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力度,也不利于社會秩序和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有效維護。實踐中,各地檢察機關也希望最高檢加強對此類問題的指導。這批指導性案例所涉及的許多問題,都是實踐亟需統一認識的問題,其中既有證據審查認定的問題,也有如何正確適用法律的問題。這批指導性案例的下發,必將有利于統一辦案標準,指導依法準確辦理此類案件,有力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三是指導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強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工作。未成年人被侵害后,身心會受到極大傷害,需要特殊保護和關愛幫助,因此檢察機關在指控犯罪的同時,應當加強對被害人的保護和救助,幫助他們恢復身心健康。這就需要我們綜合運用刑事檢察、民事檢察、行政檢察等各種職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并有效預防此類案件的再發生。在這三個指導性案例中,有檢察機關加強刑事訴訟監督,依法懲治犯罪,保護兒童合法權益的情況,如最高檢依法對齊某案提出抗訴,最高檢檢察長還親自列席最高法院審委會;也有檢察機關對被害人采取的“一站式詢問”,最大程度避免對未成年人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并開展心理干預等保護救助措施的情況,還有貫徹國家親權理念,依法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撫養權進行干預的情況。

  問:請您介紹一下齊某強奸、猥褻兒童一案的有關情況,這個案例的指導意義有哪些呢?

  答:齊某是一所小學的班主任,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齊某將班里多名不滿12歲的女生單獨叫到學校無人的宿舍、教室等地方,甚至帶到校外,進行猥褻或者強奸。他還在晚上熄燈后,以查寢為名,多次到女生集體宿舍猥褻女生。該案中,根據證據,能夠認定他多次強奸2名女生,猥褻7名女生,某省高級法院終審判決認定齊某犯強奸罪、猥褻兒童罪,卻只合并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該判決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于2017年3月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訴。2018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原審被告人齊某犯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個案例的指導意義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如何準確把握性侵未成人犯罪證據審查判斷標準。性侵害犯罪較之其他犯罪,一般存在取證難、認定難的問題。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加存在客觀證據、直接證據少,被告人一般不認罪的特點。齊某這起案件就很有代表性。齊某一直不認罪,直接證據只有被害學生的陳述,此外還有被害人同學證言等一些間接證據、傳來證據。在這樣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本案的抗訴書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終審判決書都認定了齊某的犯罪事實。因此這個案例在此類案件正確審查認定方面就有很強的指導性意義。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證據的審查,要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按照有別于成年人的標準予以判斷。審查言詞證據,要結合全案情況予以分析。根據經驗和常識,未成年人的陳述合乎情理、邏輯,對細節的描述符合其認知和表達能力,被告人的辯解沒有證據支持,結合雙方關系不存在誣告可能的,應當采納未成年人的陳述。

  二是準確適用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規定。本案中,被告人齊某利用教師身份,分別多次對兩名幼女實施奸淫。終審判決中對此沒有認定屬于“情節惡劣”。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理由認為省高級法院沒有認定被告人齊某強奸犯罪“情節惡劣”,屬于適用法律錯誤,量刑不當。該抗訴理由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支持。該案例在此類問題的法律適用上,對今后的案件辦理也有指導意義。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規定,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5條規定了針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更要依法從嚴懲處”的七種情形。實踐中,奸淫幼女具有從嚴懲處情形,社會危害性與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二至四項相當的,可以認為屬于該款第一項規定的“情節惡劣”。例如,該款第二項規定的“奸淫幼女多人”,一般是指奸淫幼女三人以上。本案中,被告人具備教師的特殊身份,奸淫二名幼女,且分別奸淫多次,其危害性并不低于奸淫幼女三人的行為,據此可以認定符合“情節惡劣”的規定。

  三是準確適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規定。除強奸犯罪外,齊某還在女生集體宿舍等地多次猥褻7名被害女學生,其中5人多次猥褻,省高級法院終審判決沒有認定齊某在女生宿舍實施猥褻兒童的犯罪行為屬于“公眾場所當眾”猥褻,對齊某的猥褻兒童犯罪也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此也提出了抗訴,要求改判,最高法院判決采納了抗訴意見。這項認定,對今后辦理此類案件也有重要意義,刑法對“公共場所當眾”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從重處罰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3條規定了在“校園、游泳館、兒童游樂場等公共場所”對未成年人實施強奸、猥褻犯罪,可以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所以,如何準確把握和認定“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至關重要。這起指導性案例中,對在規定列舉之外的場所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場所具有相對公開性,且有其他多人在場,有被他人感知可能的,就可以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對本案的判決表明:學校中的教室、集體宿舍、公共廁所、集體洗澡間等,是不特定未成年人活動的場所,在這些場所實施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的,應當認定為在“公共場所當眾”實施犯罪。

  問:這類犯罪確實給被害人造成了很大傷害,嚴重危害校園安全,僅僅事后打擊是不夠的。那么除了下發指導性案例,檢察機關在預防此類犯罪方面有什么舉措嗎?

  答:除了通過下發指導案例促進各級檢察機關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提高執法辦案水平之外,各級檢察院還通過適時提出檢察建議的方式,進一步推動校園安全建設,預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特別是性侵、虐待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生。日前,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書》,建議有針對性地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幼兒園兒童和中小學學生的制度機制,加強對校園預防性侵害相關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依法嚴肅處理有關違法違紀人員。該檢察建議得到了教育部高度重視。

  據介紹,最高檢向教育部發出檢察建議后,各省級檢察院也將該份檢察建議書抄送本省教育主管部門及主管省(區、市)領導,同時報送了本省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情況。多個檢察院很快收到了該省(區、市)領導重要批示及教育部門的落實反饋意見。11月9日,貴州省政府有關負責人收到檢察建議后明確表示,要加大工作力度,確保該省幼兒園、中小學校校園安全。該省教育廳負責人也明確表示,將以此次檢察建議的辦理為契機,從提高認識、建章立制、強化人防技防等綜合防控、強化師德師風教育、嚴格責任追究和加強警示教育等方面全力抓好校園安全管理。11月6日,四川省政府有關負責人明確指示該省教育廳認真落實好最高檢的檢察建議,全面排查校園安全存在的問題,主動對接公檢法等部門,嚴格執行法律制度,壓緊壓實安全責任,確保校園安全穩定。重慶市委、市政府也表示要對侵害學生的教職工員工從嚴處理、堅決清除,加強市教委和檢察院信息溝通與合作,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

  問:我們了解到在第二個指導性案例中,被告人駱某通過網絡并非直接的身體接觸,對未成年人被害人實施了猥褻行為,而且構成既遂,這超出了對猥褻犯罪的傳統認知,請您介紹一下有關情況。

  答:在駱某猥褻兒童案中,被告人駱某使用化名,通過QQ軟件將13歲女童小羽加為好友,并通過威脅恐嚇手段,迫使小羽被迫按照其要求的動作,自拍裸照傳送給駱某觀看。后駱某又以在網絡上公布小羽裸照相威脅,要求與其見面并在賓館開房,企圖實施猥褻行為。因小羽報案,駱某在依約前往賓館途中被抓獲。這起案件是隨著網絡科技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新類型犯罪,但并不是個例,其他一些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案件。對這類案件,犯罪行為人往往辯稱自己沒有接觸被害人身體,最多是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但是,在這類案件中,行為人客觀上確實實施了猥褻行為,也嚴重損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應當認定為犯罪。為了有效打擊犯罪,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我們專門整理了這個案例,指導各地在辦理類似案件中準確適用法律規定。只要行為人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裸體、敏感部位照片、視頻等供其觀看,嚴重侵害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構成猥褻兒童罪。

  刑法沒有對猥褻兒童的具體方式作出列舉,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判斷和認定。實踐中,只要行為人主觀上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客觀上實施了猥褻兒童的行為,侵害了特定兒童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的,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網絡環境下,以滿足性刺激為目的,雖未直接與被害兒童進行身體接觸,但是通過QQ、微信等網絡軟件,以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兒童拍攝、傳送暴露身體的不雅照片、視頻,行為人通過畫面看到被害兒童裸體、敏感部位的,是對兒童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的嚴重侵害,與實際接觸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相同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認定構成猥褻兒童罪。

  由于這類犯罪是網絡犯罪,對偵查取證又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時,要及時固定電子數據,證明行為人出于滿足性刺激的目的,利用網絡,采取誘騙、強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被害人拍攝、傳送暴露身體的不雅照片、視頻供其觀看的事實。要準確把握猥褻兒童罪的本質特征,全面收集客觀證據,證明行為人通過網絡不接觸被害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具有與直接接觸被害兒童身體的猥褻行為相同的性質和社會危害性。

  問:第三個案例是于某虐待案。我們知道,虐待犯罪屬于家庭成員之間的犯罪,因此法律規定對虐待犯罪案件一般情況下“告訴的才處理”,屬于自訴案件。但檢察機關對這個案件提起了公訴而且建議法院對于某判處了禁止令。請您介紹一下這個案例在這方面的指導性意義。

  答:于某虐待案中,11歲的被害人小田因父母離婚,父親丁某常年在外地工作,一直與繼母于某共同生活。于某以小田學習及生活習慣有問題為由,長期、多次對其實施毆打,致小田離家出走。案發以后,經鑒定,小田頭部、四肢等多處軟組織挫傷,身體損傷程度達到輕微傷等級。網絡披露該案信息后,引起輿論關注。當地檢察機關會同公安機關和心理咨詢機構的人員對被害人小田進行詢問和心理疏導,通過調查發現,其繼母于某存在長期、多次毆打小田的行為,涉嫌虐待罪。由于本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沒有向人民法院告訴的能力,也沒有近親屬代為告訴。檢察機關建議公安機關對于某以涉嫌虐待罪立案偵查。2017年11月24日,公安機關作出立案決定。次日,犯罪嫌疑人于某投案自首。2018年4月26日,公安機關以于某涉嫌虐待罪向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在法庭審理階段,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時,考慮到被告人可能被宣告緩刑,向法庭提出應適用禁止令,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法院經審理,認定被告人于某犯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禁止被告人于某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

  根據刑法規定,虐待犯罪一般情況下是告訴的才處理的,但刑法同時也規定“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而本案的指導意義在于,被虐待的未成年人,往往因年幼無法行使告訴權利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三款規定的“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的情形,應當按照公訴案件處理,以及時保護未成年被害人的權利。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禁止令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第七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對可能宣告緩刑的被告人,可以建議禁止其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成員虐待的案件,結合犯罪情節,檢察機關可以在提出量刑建議的同時,有針對性地向人民法院提出適用禁止令的建議,禁止被告人再次對被害人實施家庭暴力,依法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督促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內認真改造。

  問:我們了解到,本案中,檢察機關除了指控繼母于某的犯罪外,還支持小田的母親申請法院判決把小田的撫養權變更為母親行使,這又有什么意義呢?

  答:檢察機關在辦理本案中發現,2015年9月,小田的親生父母因感情不和協議離婚,約定其隨父親生活。小田的父親丁某于2015年12月再婚。丁某長期在外地工作,沒有能力親自撫養被害人。檢察人員征求小田生母武某的意見,武某愿意撫養小田。檢察人員支持武某到人民法院起訴變更撫養權。2018年1月15日,小田生母武某向某市某區人民法院提出變更撫養權訴訟。法庭經過調解,裁定變更小田的撫養權,改由生母武某撫養,生父丁某給付撫養費至其獨立生活為止。

  這個案件體現了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提供全面綜合有效司法保護的做法。我們不僅要依法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還要注重保護涉案未成年人的民事權益,幫助被害人改善生存、家庭、教育環境,以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本案的指導意義在于,夫妻離婚后,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盡撫養義務,對未成年人實施虐待或者其他嚴重侵害合法權益的行為,不適宜繼續擔任監護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的規定,檢察機關可以支持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監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變更撫養權訴訟,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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